《大學》與“三綱領”學說--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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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4(思問網)

《大學》一開篇就提出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朱熹在注釋中把這三者稱為“大學之綱領也。”所謂“三綱領”就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很顯然,後人認為這三點是理想人格實踐的“綱領”,可能是與朱熹對《大學》的重視與推崇有關,如果沒有朱熹對《大學》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學上的權威性地位,三綱領學說就不會受到後人如此的重視。“三綱領”學說所要闡述的精神實質是和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下面我們對《大學》中的“三綱領”學說做一番評述。

三綱領之一 ——明明德

“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正如我們在前面所介紹的那樣,在周初時便出現了,周人“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後來儒家思想對“德”觀念的認識,此時“德”是指先王聖哲的政治行為或高尚的個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講“德”,但“德”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其政治意義上的特徵逐漸弱化,而道德倫理意義上的比重則逐步加強。經過孟子對“性善”及聖人學說的推動,“德”的重要性被大多數儒家學者所重視。朱熹對“明德”做了詳盡的解釋。從朱熹的解釋來看,有兩點應該值得注意:一是“明德”的內涵是人本來所具有的,是一種先驗的理解萬事萬物的內在心理狀態;二是由於“明”被個人氣質或人的欲望所迷惑,也就是說,人在現實生活中使本身所具有的“明德”未能發揮良好的引導作用,“明明德”成為道德主體通過學習、修為來恢復本性的過程,個體後天的活動都是為了能找回自我、尋求本來善良的內在特性。這裡既有孔子所提倡的“據於德”的修為思想,又有荀子“節欲、寡欲”學說的影響。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學》之“明明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轉變歷程。在這一漫長的轉變歷程中,卻始終有一條以政治-倫理為思想的主線貫穿其中。《大學》所要做的是給人一種“明明德”的道德設定,要恢復人之本性,就要從儒學經典中、從儒家思想中去尋找,這就是《大學》的“明明德”所昭示於我們的基本思想傾向。

三綱領之二——新民

“三綱領”中的“新民”之“新”,舊版本作“親民”,“親”字有兩解:一釋為“愛”,“親民”即為“愛民”;另一解為“新”,程子認為“親,當作新”,因此,本書以“新民”作為“三綱領”中的第二條,不再使用“親民”的提法。那麼,《大學》的“新民”究為何意?為什麼能夠列入“三綱領”中?讓我們引述一下《大學》的解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做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大學》在這裡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種“革新”的政治作為,也就是朱熹所說的“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朱熹在解釋“作新民”時說:“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舞民眾的志氣,振奮民眾的精神,稱為“作新民”,在這裡,《大學》所說的“作新民”是從政治角度來講的,朱熹還說:“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這是對“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的解釋。如果說“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對個體主觀精神狀態的一種規定或啟發,那麼“在新民”則涉及個體道德完善之後如何運用到群體的外用之道。由個體之善擴充至天下萬民,這正是孟子由“修心”、“養性”到“仁政”思路的總結,《大學》在這裡以一種更精煉的表達來說明這個原則的重要性。自春秋以來,“民本”思想成為社會發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無論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為本”,還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貴君輕”思想,都是對民眾力量的一種肯定,都是呼喚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尊重,一句話,都是其人學思想中的精華內容。《大學》充分借鑒吸收了早期儒家這一優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為其“三綱領”之一,並把它納入自己的人學思想體系,使之成為是否達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評判準則和道德修養綱領。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於有“新民”這一綱領性的規定,才有“八條目”中“治國、平天下”的出現,二者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內在邏輯聯繫。

三綱領之三——止於至善

《大學》的第三條綱領是“止於至善”,其中有兩個關鍵字:“止”和“至善”。“止”在這裡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種道德準則的含義。它始終應保持或致力於“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為。“至善”顯然是指一種最高的道德目標和道德境界而言,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發展的最根本規律就體現為一種“至善”,實際上此處“至善”既有社會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含義,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體的行為規定,它所針對的物件既可以是一般道德個體或大多數“士”階層,也可以是上層貴族或封建統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說:“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至善”的道德境界和準則當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親民”二綱領的最終發展歸宿,也是對二者發展的目標要求,要求在實踐中把“明明德”的內在修為和“親民”的外在事功這兩方面的個體主動性行為都發揮到最高點。所以朱熹又說:“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盡天理”、“絕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辯的核心。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於政治勢力的干預以及對“人欲”的壓制,中國人學思想的發展沒有走上一條真正關心人、尊重人的道路,理論上的提倡與社會的現實具有極大的反差,這一傾向是我們研究中國人學乃至中國文化過程中應十分注意的。《大學》所標榜的“至善”完全從政治統治的角度出發的,從思想上、行為上對封建知識份子進行全面控制。說到底,“至善”的理想境界只是作為統治者加強對人民統治的一副“上好帖子”、一劑“良丹妙藥”,其美麗的理論外衣下隱含著限定人的自由發展的實質內容。他們可以在“至善”道德的遮掩下,堂而皇之地要求社會各階層人士服從于宗法統治的各種規範,不得越雷池一步。“至善”的最高綱領的地位加強了“三綱領”的權威性,個體追求理想人格的方式也同時被限定了,誰要是脫離了“三綱領”的規定,就是“離經叛道”,不見容于知識份子,更不能見容于統治者。這實在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國兩千年官方統治意識形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通過對《大學》中“三綱領”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存在的一種遞進的邏輯關係。這一關係表明了道德主體“從明明德”出發,經過“新民”的發展,最終達到“止於至善”的理想境界。儘管《大學》中使用的這些範疇都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但在具體的道德修養和社會道德實踐中卻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它對調適人們的心態、穩定社會關係、保持思想上的連貫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學》正是看到了它對穩定社會、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價值潛力。從當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大學》一書中所闡述的某些思想觀點,仍有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必要,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來說,挖掘《大學》中有價值的思想內涵同樣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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