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经学史上地位之变迁---常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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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一度与墨学盛名于世。然在短短百年之内,由于墨学与杨朱之学排挤,儒学处于极为尴尬的边缘化地位。亚圣孟子勇敢地担当起复兴儒学之历史使命,荀子亦从礼学之角度弘扬儒学。《论语》在汉代的地位稳步上升,后汉灵帝刊刻熹平石经,其获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而唐玄宗时设立九经,《论语》再次失去了经的地位。唐文宗刊刻“开成石经”,它才重又获得了经的地位。在此之后历经五代十国至南宋年间,其作为经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直到清朝时依然如此。
【关键词】 《论语》  经学史  十三经   

谈及经学史,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一下“经学”这一概念的指称。根据朱维铮先生的看法,“它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中世纪诸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因而,倘称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并颁行标准解说的‘五经’或其它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1]笔者以为朱先生的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它突出了经学所特有的政治教化色彩,对于我们研究和考察经学史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根据孙筱先生的分析,经学有一般意义上的经学与特定意义上的经学(发源于汉代的经学)两种。所谓一般意义上经学,即经学是研究经的学问。故为诸经作传说、作笺、作注疏、作训诂或阐明义理、详述大意者均称为经学。但如此界定经学仍有偏颇,在传统社会中,经非儒家著作之专称。先秦儒家圣人旧典改称为经,是汉儒的功劳。儒家至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后,此时儒学已不同先秦儒学,可以称作汉代经学。许道勋、徐洪兴在其《中国经学史》中亦做了此种分疏:“狭义的‘经’专指部分由封建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广义的‘经’则可包括儒经在内并旁及一些被崇奉为典范的著作和宗教典籍。……作为‘经学’的‘经’,含义是狭义的,即专指由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编著的书籍之通称。”[2]孙筱先生还进一步探析了先秦儒学与两汉经学的差异,指出:“第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第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第三,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第四,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3]

笔者以为,孙先生对经学概念的分析体现了经学在两汉时期发源时的具体特征,是非常精到的。但如果将其放到整个经学史中予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一总结还是不够完备的。因为经学并不仅仅是两汉经学,还有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代经学直至清代经学,而每个时期的经学都有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因此定义起来难度很大。正如许道勋、徐洪兴在其《中国经学史》中所言:“这种以朝代断限的区分,从强调突出时代思潮的特征而言固有其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经学’只是两汉时期专有学术的误解。实际上,两汉仅仅是经学的确立阶段,自两汉以降,‘经学’始终是各个朝代所尊奉的统治学说。”[4]

不管如何,我们应该对于经学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首先,经学是儒学自先秦发展到汉代的历史产物,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阶段,而其下限一直延伸至清末民初(1912年民国政府废止读经)。第二,经学是自西汉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起所发端的,在历史发展中亦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第三,经学之核心是围绕五经的注疏说解,与之相应,今文与古文两派的斗争贯穿始终。第四,与今古文之争相承,训诂与义理之争亦贯穿经学发展过程的始终。魏晋玄学、南学北学、隋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即是训诂与义理之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之学术、思想结晶。

在对经学及经学史有了一个基本定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论语》在经学史上的地位。《论语》作为 “十三经”之一,其在经学历史上之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论语》在先秦历史地位之变迁

根据皮锡瑞《经学历史》:
《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相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5]

由此可知,《论语》是孔子去世之后,由其弟子门人纂集而成的。《论语》的纂集工作应该不止一次,也即《论语》的编纂者主要应是孔子的门人弟子,孔子的再传弟子又进行了补充纂辑。在孔子的门人弟子中,曾子、子贡、仲弓、子游、子夏等主要几位孔门大弟子,在纂辑《论语》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根据《论语》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则可知在纂辑《论语》的孔门再传弟子中,曾子和有子的门人弟子无疑是占据了相当的地位,可以推测他们是《论语》补充纂辑工作的主力军。

《论语》的纂集工作基本宣告结束之后,《论语》也便开始了其学术流传的过程。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只是诸家之一,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等与之并列。《韩非子•显学》:“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又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由此可知,儒墨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显学,而且两者之间必定也存在过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一直持续到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通过《孟子》一书,我们可知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有一段时期墨家和杨朱之学曾经甚嚣尘上,以至于孟子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孟子挺身而出,担当起了捍卫儒家地位和尊严的卫道使命。而我们亦可以想见,在孟子时代,尽管“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但是还有一大批儒家信徒在学习、传播和捍卫着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他们要重新夺会被墨家和杨朱夺去的阵地,使儒家重新获得它所应有的显赫地位。

我们可以来通过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来确定一下历史时间:

孔子  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  公元前507-420年
子游  公元前506-445年
曾子  公元前505-436年
子思  公元前483-402年
子上  公元前429-383年
孟子  公元前390-305年

也就是说,从孔子逝世算起,到孟子担当起捍卫儒家传统的短短的一百余年时间里,儒家的地位竟然有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孟子捍卫儒家传统地位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不能准确获知,但通过《孟子》之书,我们可以想见他的确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得儒家在与其他诸家交锋的过程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后,又经过荀子(前325年-前235年)的弘扬和传播(荀子言必称孔子、仲弓),儒家的血脉一直在传承和延续。然而通过《荀子》一书我们亦知,即便是作为先秦儒家后期代表的荀子,亦有非十二子之篇,“其所反对,不仅百家众流,即子思孟子亦在其列”。[6]由此可知,在战国时期,即便在儒家内部,其斗争亦是比较激烈的。

儒家作为一个大的学术思想系统,在先秦它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与其他各家各派思想如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及自身内部不同派别的互相辩论和斗争,同时也互相吸收和融合,经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大儒及其门人弟子的弘扬而不断发展。

尽管《论语》在先秦亦曾伴随儒家经历过显赫、低谷然后到复兴的一段过程,但是,正如皮氏《经学历史》所言,它还并未上升到经的地位,而只能称之为传,汉人引《论语》亦多称传。下面我们通过考察一下十三经形成的历史,来看《论语》在经学历史上地位的变迁。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

二、秦汉时期《论语》历史地位之变迁

秦王朝建立之后,丞相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秦王朝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甚至昏庸无能的二世胡亥都时时引称韩非子的著作言语,奉若经典,所以,儒家在秦朝不但不受重视,反倒受到很大迫害。作为儒家思想指南的《论语》之命运,我们亦不难获知。

汉初,经历秦末连绵战火,民力凋敝,生产停滞,百废待兴,自上而下皆期待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于是,自汉高祖刘邦起,历经文、景二代,黄老之学兴起,为统治者所重,其为政方策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而儒家尚不受统治者重视。虽则汉初叔孙通为汉高祖设计了皇帝礼仪,为高祖所赞赏,但儒家的影响力不但不及黄老道家,甚至一度受到很大压制,以致到汉武帝继位之初,一些儒家官员仍遭到迫害。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元年)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该历服色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绾、臧,绾、臧自杀,诸所行为者皆废。”此局面直至窦太后死后才终于被打破,汉武帝遂得以真正重用儒生,如公孙弘、董仲舒等。

汉文帝时,除置“一经博士”外,又有“传记博士”,《论语》、《孝经》与《孟子》、《尔雅》等所谓传记皆置博士。

汉武帝时,采纳儒生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而《论语》与《孝经》《尔雅》并列为小学书。《尔雅》乃五经之字典,而《孝经》《论语》则仅是小学课本。

钱穆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上承刘向歆父子,分群书为七略。首六艺略,次诸子略,儒家者言居诸子略之首,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属之。而孔子不与焉。论语孝经尔雅则同附六艺略之后,此乃汉儒心目中之学术分野,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史汉儒林传中序列诸儒,皆起汉初,而曾思孟荀亦不预。此乃一代之新儒,以传经言治为业,与战国诸儒之以明作道人为唱者,畸轻畸重之间有不同。此一区别,首当明辨。换言之,先秦儒在汉儒心目中,亦属百家言。汉儒传经,乃即所谓王官之学,一则主张于朝廷,一则兴起于田野,其为不同,显然可知。”[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论语》、《孝经》、《尔雅》之所以不甚受重视,仅被汉武帝列为小学书,是因为汉儒相对尊儒来说更重视六经,同时亦是因为汉儒与先秦儒之治学目的差异较大,一为传经治业,一为明作道人,而汉儒由是将先秦儒做百家观,并不特别尊重。

然承载于《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中认为:“西汉时,《论语》、《孝经》虽不在五经之列,但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论语》、《孝经》不过是在传习的场所、对象方面有所变化罢了,而它们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作用,并未随着博士之位的取消而消失。”他引用王国维的观点以作论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也,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夫学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之中,非遂废中小学也。” (《汉魏博士考》)[8]

由此,我们可获知,汉武帝将《论语》、《孝经》、《尔雅》除传记博士,仅列为小学书,是为了突出五经的地位,而《论语》、《孝经》亦是当时士人之必读书。《论语》、《孝经》之为小学科目,因当时士人人皆诵习之,或有通《论语》、《孝经》而不通经者,未有通经而不通《论语》、《孝经》者。然由此我们亦可推知,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五经作为大学之科目,应是高于《论语》、《孝经》等小学科目的。不然,汉武帝何以废《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传记博士,而独立五经博士,其做法很明显体现了崇经抑传的思想倾向。徐复观于《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一书中论及“博士演变之第二阶段及其性格”时亦认为:“第一,五经博士虽依然继承传统的咨询、派遣等临时政治任务,但过去的杂学博士并无专门职掌,至此则各以其所代表之经为其专门职掌。若仅从这一点说,加强了学术的意味。第二,对五经的地位,过去是由私人、由社会所自由评定的,至此则五经取得政治上的法定权威地位。……第三,对经的解释,过去是由社会自由进行、自由选择的,至此则被举为某经博士之人,他对自己代表的经所作的解释即成为权威的解释,并且自然演进为‘经的法定权威地位’,实际成为博士们所作解释的法定权威地位。”[9]

西汉设五经博士后,经传传授都有严格的师法、家法,经文章句在长期传抄过程中也多有舛误。东汉桓、灵之际,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竞争激烈,有人甚至行贿来求得改易经籍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 (175年),今文学家蔡邕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于碑石。至光和六年(183年),历9年刻成,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八千余字。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可供参考。

《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称:“典,学孔子七经。”是五经之外,加以《论语》、《孝经》。这便构成“七经”。《论语》之成为“七经”之一,应当便是熹平石经所载并起始的。许道勋、徐洪兴在其《中国经学史》中总结曰:“‘七经’之目共有三义:一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为‘七经’;二以《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为‘七经’;三以《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易》、《春秋》为‘七经’。以上三说,以第二说为较多学者采纳。”[10](此处“七经”与熹平石经之“七经”不同,区别主要在一为五经加《论语》、《孝经》,一为五经加《论语》、《公羊》,值得人深味)

三、唐代以来《论语》历史地位之变迁

唐玄宗命徐坚作《初学记》,增五经为九经。其中,《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是为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明代嘉靖年间因为地震多有断裂损字,王尧典就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多有谬误。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又补刻《孟子》。

最先提出《孟子》升“经”的是唐中期的杨绾。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吏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一书与《论语》、《孝经》并列为一“兼经”,增为“明经”考试的科目之一(见《新唐书•选举志上》),未获应允。皮日休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上书朝廷,又一次提出了《孟子》升格的要求,他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晔晔于前,其书没没预后?……伏请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皮氏的建议亦未获恩准。

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广政石经”。“蜀石经”从孟蜀广政初(938年)开始刻,到七年(944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诗经》、《尚书》、三《礼》及《左传》,共用了八年时间。至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刻成《公》、《谷》二传,又过去了112年。[11]此时《孟子》依然未升为经。

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前后,“孟子升格”运动重新振起,孟子其人其书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比如范仲淹、欧阳修、二程、张载、王安石等的特别推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出其变法中重要组成部分——科举改革,史载: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诗》、《书》、《易》、《周礼》一经,兼以《论语》、《孟子》。(《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样,《孟子》一书首次与《论语》并称为“兼经”。至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知成都席旦令人补刻《孟子石经》,增入“蜀石经”(广政石经)中,《孟子》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

南宋时,经过学者如朱熹、陈振孙等的推崇,以及历代皇帝如宋高宗、宋宁宗的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其标志就是从南宋开始合刻《十三经注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都曾刊行,清乾隆年间又有武英殿聚珍本,且又刻经文于碑石,立之于太学(现存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至阮元根据宋本重刊,并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本即是今天的通行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先秦的地位变迁之后,《论语》在汉代直至汉武帝时依然未能摆脱“传”的地位,也就是说从先秦到汉武帝之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六经(汉武时为五经,因《乐经》当时已佚亡),而《论语》作为“传”虽然经过孔子门人弟子及后学如孟子的大力鼓吹,以及汉初文帝于一经博士外别设传记博士,但只能是作为“六经”的附庸,尚不能与六经相抗衡。但由《论语》与《孝经》一起作为汉人的必读书可知,其在汉代的地位相较先秦应该是稳步上升。直至后汉灵帝熹平四年,《论语》终于同其他诸经一起刊于碑石,获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而唐玄宗时设立九经,将《论语》、《孝经》排除在外,《论语》再次失去了经的地位。直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论语》与《孝经》、《尔雅》一起被作为经书刻于碑石,称为“开成石经”,才重又获得了经的地位。而在此之后历经五代十国直至南宋年间,其作为经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直到清朝时依然如此。

最先提出《孟子》升“经”的是唐中期的杨绾,未获应允。皮日休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上书朝廷,又一次提出了《孟子》升格的要求,亦未获恩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前后,“孟子升格”运动重新振起,孟子其人其书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比如范仲淹、欧阳修、二程、张载、王安石等的特别推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出其变法中重要组成部分——科举改革,《孟子》一书首次与《论语》并称为“兼经”。至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知成都席旦令人补刻《孟子石经》,增入“蜀石经”(广政石经)中,《孟子》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南宋时,经过学者如朱熹、陈振孙等的推崇,以及历代皇帝如宋高宗、宋宁宗的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其标志就是从南宋开始合刻《十三经注疏》。唐朝中后期为韩愈、李翱大力鼓吹的《大学》、《中庸》,经过北宋诸子及后学南宋朱熹等的遥相呼应,最终与《论语》、《孟子》一起并称为“四书”,并一举超越五经的地位,成为后世学者所必研读的经典。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更在元代并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钦定教材,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赫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3】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7月
【5】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8月
【6】汤志钧 华友根 承载 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7】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1月
(作者简介:常会营,1980—,山东寿光人。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哲博士,现就职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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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9~1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77~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皮锡瑞:《经学历史》,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6]钱穆:《朱子新学案》,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6。
[7]钱穆:《朱子新学案》,4页,成都,巴蜀书社,1986。
[8]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121~1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9]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5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0]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参舒大刚:《“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载《周易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