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讀經” --牟鐘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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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人上下談論和參與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今天,我卻在這裡提出閱讀古典經書的問題,表面上太不合時宜,雖然我不會像批孔反儒的文革時代被扣上復辟倒退的帽子,但在時髦派看來,這至少是愚不可及的行為。不過,且慢,讓我述說我的道理,然後願意批判的人再來批判不遲。

儒家提倡“中庸”,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這誠然是最理想的。不過在實際生活中,中庸是最難行得通,所以中國人又最不中庸,真正信奉的是“矯枉必須過正”的觀念。特別是近現代中國人,面臨著環境的巨大墮性,凡想做一點改革事業,不得不採取激烈的態度和手段,方能見到成效。於是中庸便被視為無益有害的思想,改良主義的聲譽一向不佳。在“尊孔讀經”的問題上,充分表現了近代中國人反中庸的情緒。

五四運動前後,先進的中國人都主張用西方的真理來救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甚至產生了仇恨,主張一概掃除,直到漢字。他們用來概括和批判封建社會舊文化的教育的話,便是“尊孔讀經”四個字,必欲徹底掃除而後快。這當然有其合理性,是時勢引出的必然。封建社會末期,尊孔尊到盲目神化的地步,讀經讀出僵化封閉的結果,社會的生機、人們的創造力都被它扼殺了。同時,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也瀕臨滅亡的邊緣。在這個時候,不來一次激烈的批判運動,不造成一次思想解放,中國就沒有希望,青年就沒有前途。

幾十年的批孔廢經,確實收到了明顯的成效,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孔子的形象暗談了,甚至被醜化了,經典學習漸漸廢止,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情感普遍冷談,對民族文化典籍比較陌生,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不錯,在半個多世紀中,中國新型知識份子向西方學習了許多救國真理和科學技術,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現代知識的獲得,現代思想的傳播,是否一定需要以犧牲優秀民族文化傳統為代價呢?“矯枉必須過正”是否是一個永恆的普遍的真理?五四大破舊文化之後並沒有立起一個新文化;徹底否定傳統,沒有了根基,新文化緣何而立?“文革”則通過反傳統來毀滅中國文化,讓人們回到原始和野蠻。痛定思痛,人們不能不變得清醒一些和聰明一些。東亞四小龍在現代化過程中保存傳統、轉化傳統的新鮮經驗,也使中國人固有的思維定式發生變化。人們現在日益感受到了民族精神、東方智慧和傳統美德之喪失的太多的痛苦,逐漸醒性到一個新的真理:斷裂優秀文化傳統是有害的,現代化事業需要也能夠與優秀傳統互補。中國人走到這一步,才開始踏上中庸之路。

 “尊孔讀經”不應該成為一種罪名。尊孔而不盲目,未必錯誤;讀經而不教經,未必危險。中國人講究尊師重道,一般老師尚且要尊,為什麼作為世界文化名人和萬世師表的孔子,就不能尊而敬之呢?中國人提倡讀書成才,西方經典名著需要閱讀,為什麼中國經典名著就要排而棄之呢?污辱聖賢,數典忘祖,不以為恥,安之若素,能夠算是一個合格的中國知識份子嗎?我以為不夠格。我這樣就不是要挖苦什麼人,責任在民族虛無主義思潮,這個思潮為時已久,流毒太深,需要認真加以清算。

書是社會文明的文字凝結,是傳播思想、感情、知識的重要媒體,是人類智慧的汪洋大海,是各種文化傳統賴以積累和繼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現代資訊傳播媒介中,音像製品十分發達,但不能取代書的功能,知識份子還是要通過讀書打好教養的基礎。但書的種類和數量很多,增加得又快;現代人處在“書的爆炸時代”,讀書的時間反而越來越少,如何解決“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的矛盾呢?我以為唯一切實的辦法就是有選擇地讀書。從讀書的角度看,書可以分成三大類:一類是基礎性的必讀書,一類是專業性的參讀書,一類是業餘性的消遣書。在基礎性的必讀書之中,除了學校的教科書之外,主要是指中外古典名著,特別是經典。能稱得上經典的書數量很少,因為它的標準很嚴格。我以為經典必須具備這樣的幾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大的文化體系創建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始祖性而不是流派性;第二,它包含著這一文化體系的基因,對該文化傳統的形成,起著定型、導向的作用;第三,它是大悟性大智慧的結晶,故內涵豐富深厚,可以作無究盡的解釋發揮,所以不會過時;第四,它世代為廣大範圍的人群所奉讀,在社會許多文化領域有普遍的影響,甚至成為一種共同性的文化語言。

在中國,具備以上條件的經典,在儒家即是四書五經,在道家即是《老子》、《莊子》,在佛教即是《心經》、《金剛經》、《壇經》,在諸子百家即是《孫子》、《韓非子》、《墨子》、《楚辭》等。中國的思想文化可以說是在這些基本經典的基礎上,通過各家各派創造性的詮釋和應用而發展起來的,這是客觀存在歷史事實。不管你喜歡與否,經典已經在文化傳統中形成了崇高的權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在今後很長時間內還將繼續發揮思想寶庫和智慧源泉的作用。這些經典,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幾部如《論語》、《老子》《周易》,應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必讀書,而且應該精讀、熟讀。必須從現在起,真正切實地把經典教育納入大中小學的教學活動之中,按照由淺入深、循序漸近的原則,編寫有關課本,選讀或通讀經典的篇章或全書,把經典課作為通識教育的必修課,聘請最優秀的老師擔任教學,長期堅持下去,日後必有大效。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者從事精神文化事業的人,還應當把讀書的範圍適當擴大,對國學要典有較多的接觸。

張岱年先生和我提出國學書目八十五部,它包括了儒佛道三教和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在歷史上影響深廣的要典(見《中國思想文化典籍導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這個書目也許太大,也許還需要補充調整,那麼讓社會人們共同參予研討,加以改造。但總得有人先提出一個方案作為討論的基礎,而且我相信此書目的主要部分的必讀性是無可懷疑的。張先生又從八十五部中選定十部書,作為必讀之書。它們是:《周易》、《論語》、《孟子》、《老子》、《孫子》、《史記》、《綱鑒易知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幼學瓊林》。這個書目是給青少年提供的,其實它對於成年人來說也似乎太多太高。但我們的目的是要樹立一個理想目標,從培養跨世紀的全面發展的人才著眼,不能太遷就目前的水準,這是其一;讀經典主要應在青少年打基礎的時代,這一時期讀書最快最牢,終生難忘,中年以後雖然理解能力大為增強,但記憶力差了,而且要擠出讀書的時間很不容易,這是其二。所以社會要抓青少年經典訓練,中年以後靠自覺。對於有志于從事人文學科事業的青年,不妨再多讀幾本書,例如儒家經典中,除了《易》、《論》、《孟》,要讀《禮記》和《孝經》,不然很難瞭解中國的宗法制度和傳統道德;道家經典中,除了《老子》,還要讀《莊子》,你的心靈或由以而大開;佛教經典至少讀《金剛經》、《心經》、《壇經》,由此領略佛家的精神;史書方面,除了前四史,應讀《貞觀政要》,這是一部高水準的政治教科書,治國經驗皆薈萃其中;文學方面,唐詩之外,還要讀點宋詞,而《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則是中小學生的讀物,文科大學生則要加讀《紅樓夢》、《聊齋志異》和《金瓶梅》,它們會幫助我們知世、論人、增智、為文,其益莫大焉。

讀經典作品,當然要讀原典;今譯今注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依賴。讀原典好比品嘗豐美的飯菜,色香味俱可細細感受體驗。讀今譯好比吃別人咀嚼過的飯菜,不僅味道差得多,而且加進了別人的分泌物,與原品不會一樣。現在的障礙在文字上,一是文言表達方式,二是繁體書寫,這給一般青年閱讀原典帶來困難。但是這個困難必須克服,也能夠克服。所謂必須克服,是指原典具有無究可詮釋性,不可替代,不下功夫直接閱讀,就達不到基礎訓練的目的。所謂能夠克服,是指中國人闖古文繁字關有較好的條件。文言孕育出白話,兩者本就相通,文主仍部分地活在白話之中,受到人們的喜愛,而經典的許多語句常成為座右銘流行在生活中,所以人們學起來的興趣,有接受的能力。再說,今譯今注逐漸增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原典。至於繁體字,它流行了兩千年,形成六書的規則,只是筆劃多一些,結構上有規律可尋,認識並不困難。古代典籍的簡化字本仍是少數,多數是繁體字本,一九五六年以前所有的書刊皆用繁體字,大型史書、類書、叢書至今重印繁體字本。所以當代知識青年應該在“用簡”的同時“識繁”,學會識繁這一本領,其中珍寶可任你選擇。這至少跟學外語同等重要,而掌握這一本領,只要在小學認字時期適當加以訓練就可以了,比學外語容易得多,因為繁體字畢竟是自己祖國的文字,接觸機會又多,用不了太多時間就可以學會。我的想法是:不給學生以“識繁”的訓練,等於剝奪新一代乃至後代直接閱讀古典的權利,給民族文化的傳承製造人為的障礙,誰能承當起這樣重大的責任?我們有些人一看到繁體字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便認作是文字使用上的混亂,急急忙忙加以掃除。繁體字是正正經經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字,如今古書出版還在使用,港臺澳地區還在流行,並不是什麼亂造的文字,何必要加以“橫掃”?滿街英文為什麼不“橫掃”?我覺得繁體字的適當流行一種社會需要,是好事不是壞事,它讓人們在這種環境中更好地掌握“識繁”,以減少古書及同港臺交往的麻煩,有什麼不好?我套用“一國兩制”的話,可不可以在文字上實行“一語兩體”?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兩體都有生命力,你要消滅一種不可能,問題在於印刷品如何統一,兩岸三地人士可以坐下來討論。回到讀經的問題上來,我想強調的是:決不能把文化的傳承寄託在少數專家翻譯古書上面,這樣局限性太大;與其化大氣力組織上專家搞今譯本、印簡體本,不如讓青少年普通得到讀文言、識繁體的技能,使他們能夠直接面對原典,這樣做的效用不知要擴大多少倍,費事又不大,何樂而不為呢?

最後,我說一段經歷。我去韓國開會,看到那裡的現代經濟很發達,社會管理水準是先進的,同時韓國又大力提倡儒學,何持了尊孔讀經的傳統。他們向我們提供了一種傳統與現代化相結合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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