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儒與儒學--劉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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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報 2010年5月24日

漢儒揚雄在《法言》上,把儒解釋為“通天地人謂儒”,學習儒家學說的人,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事理、規律都能通達明瞭。儒家之所以能夠通達這些規律,是因為儒家是以學“道”為根本,道即自然而然的規律。《周禮•天官》上講:“四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第四個執掌是儒,儒用“道”來教化一般的民眾,而且民眾從心裡認同儒的教育,深得民心。

為了說明道是什麼,可以把儒家“道”的涵義以西方人所接受的方式進行解釋。然而,儒家創立學說的目的,並不是通過解釋學的方法,把“道”解釋清楚,事實上這也是一件通過解釋學不能達成的任務。因為中國古人認為言語是有局限性的東西,無法徹底表達出聖人體悟出的“道”。《中庸》上講“道”具有“費而隱”的特徵:“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所包括的範圍是廣博的,所揭示的道理是細微深刻的,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含。孔子設立私學、有教無類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弟子們通過學習和身體力行自己的教誨,成為一個有“德”的人。因為,德者,得也,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或者稱為“聖人”。他們能夠體悟到“道”(宇宙人生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和規律)的存在,能夠順應自然規律安排社會生活生產、樂天知命、治國平天下。在儒家看來,“道”儘管是一種實存性的規律和秩序,但是如果人們不積極主動地去學習道、發現道和實踐道,那麼道就不能成為現實的道,也就不能為人生提供積極的指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既然“道”不是可以通過研究的解釋方式而能有所把握的,而必須是通過在生活中的實踐才能體悟的,那麼實踐和學習道應當從哪裡開始呢?

在儒家看來,儘管道具有“費而隱”的特徵,但它並不是深不可測、遙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遠人,而且與人的生活緊密相連,因為它就滲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貫穿于普通的行為和世俗的事務中。因此,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在求道入德之方上,君子應做到“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當有人問孔子為什麼不從政時,孔子這樣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孟子也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聖人之治國平天下、導民向善,乃以教“孝”為始點。所以,儒家思想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德性教育,是為了通過簡單而根本的孝親尊師教育而達到治理人心的目的,從而從根本上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正如在《孝經》開篇孔子問曾子的:“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孔子問曾子說,古聖先賢有一個治理國家、達到社會和諧的重要方法,你知道是什麼嗎?並因此引出了對孝德的闡述。所以今天,要發揮儒家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並不是要去儒家思想裡尋找一些符合所謂的現代社會的隻言片語,而是要重視看似過時、而實為儒家倫理根本的孝親尊師的教育。只有抓住了這個根、培植這個根,才能使儒家的仁愛精神和平治天下的思想枝繁葉茂、發揚光大,從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基礎。

儒家思想在孔孟時期乃至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時間裡能夠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學儒的人能夠身體力行孔孟的教誨,學儒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孔子、成為孟子,能夠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長養起“苟利國家生死矣,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浩然正氣,因而受到社會大眾的敬仰。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學儒的人卻不再能夠身體力行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誨,當人們看到讀書人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時,就以為儒家學說是偽道學,學儒的人是偽君子,因而才有了儒家思想衰微的結果和文言文被廢除的命運。這也證明了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於那些對儒家倫理聽而不聞,聞而不信、不行的人而言,無論儒家思想多麼廣博精深,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多麼殊勝簡易,也無法使他得到真實的利益,所以說,“非道弘人”;而只有那些真正認可儒家思想“致廣大而盡精微”、並在實際生活中身體力行儒家教誨的人,才能體會到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境界,從而明白清苦貧賤的顏回究竟樂在何處?感受到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最終切身體會那種如泉水般湧出於內心的喜悅。

今天,在西方美德倫理復興的思潮推動下,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對儒家學說的研究熱潮。在21世紀,各個國家都在尋求解決衝突、恢復和平的有效途徑。而中國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文化優勢和歷史傳統,應當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積極宣導者。這一點,也為湯因比先生所看到:“中國在傳統的文化上,其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中國還有跟歷來西歐各國根本不同的國家觀、世界觀和文化觀念。今後中國一旦在國際社會這一舞臺上大顯身手,特別對亞非各國一定會產生相當大的波動。”

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文化能否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發揮應有的價值,從根本上說,並不在於儒家學說本身,甚至也不在於研究儒家學說的人構造的理論體系如何嚴密,而是在於推崇儒家學說的人是否能夠通過身體力行儒家的教誨,為社會大眾做出良好的榜樣:當他在家時,對父母而言是一個孝敬老人的兒子、對妻子而言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丈夫、對孩子而言是一個慈愛的父親;當他在外工作時,是一個恪盡職責的員工;當他成為企業家時,是一個能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商人;當他當領導時,是一個受群眾愛戴的領導;當他作老師時,是一個“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楷模。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要發揮儒家學說在當代的價值,重要的不是去爭論儒家學說是否具有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內容(如果人們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這一點就是無需爭論的了),而是要培養能夠身體力行儒家教誨的人。

那些能夠以一顆感恩的心、謙虛的心、慚愧的心來展讀《論語》和《孟子》,去體會聖賢人的存心、落實聖賢人的風範、通過身體力行聖賢人的教誨不斷提升自己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承擔起承傳和弘揚儒家學說的重任,並使之為構建一個共同繁榮、持久和平的和諧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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